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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铜官窑陶瓷文字考问历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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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铜官窑“潭州准造” 一件铜官窑青釉储钱罐留有“潭州准造”四字，上面以釉下褐彩写有一段较长的文字：“潭州准造。道林寺慕主施二千五百人，各舍钱一千文，写大藏经五千卷，经
铜官窑“潭州准造”
一件铜官窑青釉储钱罐留有“潭州准造”四字，上面以釉下褐彩写有一段较长的文字：“潭州准造。道林寺慕主施二千五百人，各舍钱一千文，写大藏经五千卷，经藏一和舍利塔，藏满即略施同福，大中十二年七月日僧疏言白。福德藏。”
湖南理工学院教授钟兴勇先生在2017年第四期《长沙大学学报》刊载《岳州窑发生史略》一文却称：“长沙窑与岳州窑本为一体，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。”同时，该文认为：“隋开皇十一年(591)改岳阳县为湘阴县，包括铜官区域在内，地属岳州。”该文无论从文化，还是地域，都将长沙铜官窑纳入了岳州窑的范畴。
然而，从这件铜官窑出土文物来看，我们有理由说：铜官窑，潭州造。
（铜官窑青釉“潭州准造”储钱罐）
唐代盛行饮茶，文人士大夫以饮茶为韵事，对茶具也非常重视。而以州治命名窑场的历史也是在唐代，陆羽为始作俑者，他在《茶经》中说道：“碗，越州上，鼎州次，婺州次，岳州次，寿州、洪州次。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，殊为不然。”他还说“越州瓷、岳瓷皆青，青则益茶，茶作白红之色。邢州瓷白，茶色红。寿州瓷黄，茶色紫。洪州瓷褐，茶色黑，悉不宜茶。”
岳州窑因为陆羽的妙笔，而名垂千古。据著名历史学家陈先枢先生考证，“成名后的陆羽与湖南的仕绅官僚多有交往，几度寓居长沙，在长沙作幕宾，对长沙茶文化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。”寓居长沙的陆羽，却未能为“潭州窑”留下一笔，甚是可惜。
潭州是隋朝至明朝时期州治或府治长沙的古称。隋开皇九年(589)，以地有昭潭，改湘州为潭州，设立潭州总管府。隋大业三年(607)，改潭州为长沙郡。
在长沙铜官窑兴起的唐五代时期，潭州与长沙二名，曾多次交替使用：唐天宝元年(742)，潭州改为长沙郡;至德元年(758)，复改为潭州。后唐天成二年(927)，马殷“以潭州为长沙府”，长沙为楚国都城。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孙彦等著的《中国历代陶瓷题记》一书载有二方陶质墓志铭，一为《“大和八年”唐叔清买地券》，一为《“咸通八年”彭城刘府君陶墓志》。二方墓志都出土于铜官窑核心区域——石渚湖北岸觉华山。
《“大和八年”唐叔清买地券》长30厘米，宽25厘米，栏内阴刻文字13行，200字。买地券称：“大和八年，岁次甲寅，九月己酉，十三日辛酉，金(今)有潭州长沙县临相(湘)乡普乐里没故亡男人唐叔清，时年六十七岁亡没。”
《“咸通八年”彭城刘府君陶墓志》长46厘米，宽30厘米，正面阴刻楷书11行，349字。该墓志载六十岁的墓主人刘璿“唐咸通八年，岁次丁亥，八月建、丁卯朔，彭城刘府君沄(潭)州长沙县临湘乡普乐里故——玄宗之世、紫金光禄大夫刘球公一十二廿(世)玄孙洽公之子、孝廉璿公，立志葬斯焉。”
无独有偶，铜官窑青釉储钱罐留下了“潭州准造”四字，还记载了道林寺的佛事，时间是“大中十二年七月日”。
大中十二年即公元858年。道林寺储钱罐上的文字，还带有一定的行政命令色彩，“准造”二字，体现了当时潭州府对铜官窑的监管。储钱罐与上述二通墓志铭一道，准确地告诉了今人，唐代的石渚，属于潭州，其地界上生产的风靡亚非二十余国的长沙铜官窑，当属潭州，而非岳州。
唐叔清去世于大和八年，即公元834年;刘璿去世于咸通八年，即公元867年，两者相隔34年，都葬于“潭州长沙县临湘乡普乐里”，也就是长沙铜官窑的故地。由于出土地点明确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这两块陶质墓志铭，也是铜官窑的产品。
可见，三件珍贵的“潭州”款铜官窑文物上的年号，都在唐至德元年(758)到后唐天成二年(927)这一“长沙”被称作“潭州”的169年时间段之内。
岳州窑与石渚南一公里多的东汉石门矶窑同属于青瓷窑系，在唐代后期逐渐衰落，被与之毗邻的长沙铜官窑的釉下彩瓷器所代替。如果按照陆羽的命名方法，长沙铜官窑似乎叫“潭州窑”更为准确，而三件带“潭州”文字的铜官窑文物，似乎也在印证这一说法。
铜官窑里的“上田社”
《礼记》“祭法”: “共工氏之霸九州也，其子曰后土，能平九州，故祀以为社。”《史记》卷二十八：“汤伐桀，欲迁夏社，不可，作夏社。”
“社”在古代指土地神和祭祀土地神的神庙、日子以及祭礼，如春社、秋社、社日;“稷”是谷神，古代君主祭祀“社”与“稷”。后来，“社稷”合而为一，久而久之，也就成了国家的代名词。
文章来源：《陶瓷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taocizz.cn/zonghexinwen/2021/1106/329.html